美国是传播学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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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传播学诞生地

——从移民国家及芝加哥学派的发展角度看

实际上,刚刚接触传播学的我对传播学的印象可以是比较模糊且浅薄,一切对传播学的了解都是来自老师口述和书本知识。这个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年轻学科,从初具规模到如今的快速发展,已有70余年的历史。诚然,传播学是一个快速成长朝前发展的一个学科,但就像罗杰斯所说“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流淌。这也是老师上课经常强调的一点。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寒,传播学的形成也非凭借着几人的一日之功。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早就有了传播学的身影。传播学成为一门独立而正规的学科是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但它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欧洲。

19世纪开始,先后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欧洲迎来了一场知识和技术的革命。在那个新旧思潮不断交锋的年代,孕育了一大批惊才绝艳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其中以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对传播学的产生发展贡献最大。诚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等理论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而他们的研究又不约而同的推动了传播学的孕育产生。这从侧面证明:传播学的建立和发展本质上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衍生。此可见,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也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密切相关。

“传播学在美国的开始是这一领域之欧洲起源的直接产物。1930年左右,由于希特勒的上台,学术思想跨越大西洋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可以说欧洲送给美国知识生活的最宝贵礼物是希特勒的一个结果。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使一大批欧洲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传播学的四大先驱)向美国逃亡,希特勒挑起的二战也加速了知识分子的迁移,这也是欧洲根源转移到美国过程中的关键事件。

从另一方面,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移民历史使其成为欧洲知识分子逃亡中的首选。知识分子向美国的迁移同时推动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并且美国对移民放的政策和包容的态度也鼓励了那些科学家研究的开展,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存在的有关的社会问题既激起了社会科学家们的研究兴趣,又对相关的社会研究提出要求,推动了社会科学美国的兴起和繁荣,为传播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学科基础。

芝加哥,作为美国的第二大城市,当时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市的繁荣吸引了众多的外来者到此定居,其中包括大量的农村人口和新外国移民。芝加哥仿佛美国社会在工业化时代的一个缩影,在这里,贫穷和财富、污秽和奢侈、动荡和犯罪等问题尤为突出。与此同时,这一巨大、迅速发展的城市没有一个主要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应运而生。而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的主要创学资金来自当时的“强盗资本家”洛克菲勒,他创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时也为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金,它资助了传播学的其他先驱者中的每一个人,大批极有能力的社会科学家也在此情况下展开了他们的研究,这促进了芝加哥大社会学系的发展,从而推动芝加哥学派的发展繁荣。而纵观美国历史,你会发现,这些“强盗资本家”实际上是早期美国优秀大学的主要投资者,如J·霍普金斯捐赠创建的霍普金斯大学、L·斯坦福投资建立的斯坦福大学等,这些大学为美国培养了大量高端人才,促进了社会发展。社会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间接促进了社会整合。我们或许可以说,在美国特殊时期存在的“强盗资本家”们在


某种程度上为美国社会整合和发展贡献了特殊的力量。

“我们应该承认芝加哥学派对于我们的过去所发挥的重用作用。在相对和平、经济高度发达的20世纪初期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对传播理论与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传播理论与研究有着重要影响。首先,它代表着社会科学在美国的第一次重大的繁荣,就那些重要的欧洲理论来说,它起着思想登陆点的作用。其次, 它使美国有关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强烈的经验主义的方向。并且,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特别,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的以媒体效果为重点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型。而芝加哥学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帕克,作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活跃在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他将传播限定为“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传播将一种移情带入一个人的传播伙伴,因而使得社会的社会性成为可能。帕克和他的芝加哥同事们将传播看作人类连结的同义词(温肯,1922727),将它称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潜在的解决办法。即便,传播不是他们研究的主要变量或重点。帕克及以帕克为代表的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对美国社会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都成为早期传播学诞生的基础和动力。

除此之外,芝加哥学派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启发性的问题和观点。潘忠党教授的话来说,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传播学研究取向,“以人文价值取向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这种研究取向是与“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号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有着根本的差别。芝加哥学派为传播学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美国芝加哥学派及其作为移民国家历史方面对传播学诞生的意义和作用,还要在现代传播学的发展中,“重拾”芝加哥学派为传播学提供的宽广的独特的视域,从而促进传播学这条河流更长远的流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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