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潘绥铭观后感 潘绥铭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博导、荣誉所长。应知识新闻工作室的邀请，他为我们独家提供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自己对于2016年性社会学研究状况的看法，下面来分享一下。 2016年，在中国的“性社会学”发展历程中，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因为这个学科从1986年在中国发端，到2016年正好30年。中国的性社会学已经成为国际上性社会学领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什么是性社会学呢？它不是性医学，不是研究性技巧，不是性心理咨询，更不是性治疗。性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理论、立场和方法来研究“性的社会现象”，需要有学术成果，不能是单纯的宣传普及或者社会活动。 那么，2016年的性社会学都做了些什么呢？ 首先，核心期刊《中国青年研究》发表了7篇系列论文，专门讨论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这标志着性社会学已经实现了学术成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如果说，在以前“谈性色变”的时代，人们还需要某些大声疾呼的、思辨游戏的、心灵鸡汤的文章；那么到了2016年，性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就必须从根子上来讨论一下，我们究竟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观察和评论现实生活中的“性”呢？ 《中国青年研究》发表的这7篇系列论文，介绍的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民族志、定性研究方法、不方便抽样等。 值得一提的是，一篇题目是《主体建构论及其一般机制》的论文，还获得了黑龙江省社科成果二等奖。这篇文章是从实地调查“小姐”和“老板”中抽象出来的，是方法论的创新之作。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论文可能都太深奥了。但是，研究方法是一切研究成果的亲娘。如果性社会学一直停留在道德主张、时事评论、讲故事的初级水平之上，那么它就已经是胎死腹中。 其次，潘绥铭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连续发布41篇文章，说的是2000年、2006年、2010年和2015年四次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涵盖中国人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方方面面，至少包括89个问题。这在国际上还是首次，是为了给中国人民的“性史”留下确凿的记录，也是为了贯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研究理念。知识新闻也曾经转述过一部分调查结果。 第三，研究性工作者的专著正式出版，一些传播性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微信公号也建立了。这本专著叫作《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作者是社会学家丁瑜。这本书是研究“小姐”的专著，其中有很多精彩之处和创新的论述。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也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发布性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还在2016年连续举办6场学术讲座，引来他山之玉，强化本土研究，功莫大焉。 第四，在正规出版的杂志期刊上，2016年的性社会学文章还真不少。一方面， “性教育”这个主题发表的论文最多，多达682篇，而且其中有134篇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意味着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这其实既不突然也不奇怪，因为性教育这个主题一直都不是敏感话题，又很能顺从大众的呼声，很安全，才能被发表得很多。但是潘绥铭认为，2016年的性教育研究，依然是步履蹒跚、乏善可陈。其中很多文章仅仅是信口开河、毫无证据。即使有些实证的文章，也大多是不够规范的初级问卷调查结果。 当然，性教育的实践也有亮点。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方刚的“赋权型性教育”，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刘文利的“小学生性教育”等社会实践，足以给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前景。 另一方面，有关“同性恋”的文章，在2016年发表过153篇。这当然是大好事。可是潘绥铭说自己嘴刁，还是没嚼出什么味道来。各种“性的少数人群”自己主动发声的文章有多少呢？他们仍然仅仅是“被研究的小白鼠”吗？ 除此之外，杂志期刊还发表了一些其他主题的文章，包括儿童性侵害、性犯罪、性骚扰等等。尤其是，关于艾滋病的非医学文章，涉及到“性”的有58篇之多！ 这几乎全都渗透着“性等于恶”的意识，都把“性”跟各种不良情况连接起来，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被发表。但是潘绥铭说，“性”难道不是人类和人生最美好的事情，没有之一吗？难道不是推动人类和人生蓬勃发展的动力吗？难道不是人类和人生最基本的权利吗？ 所以说，即使到了2016年，也仍然需要普及这样一个常识：“性”不仅在两腿之间，更在两耳之间；而性社会学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学术水平，更取决于研究者们自己的价值观。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9725a1e75c66137ee06eff9aef8941ea76e4bc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