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展示科举文化病态的人物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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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展示科举文化病态的人物群像

闲序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是对作品主题和人物归类的精彩论述。功名富贵确实是当时的社会病态与文化病态。作品所讽刺的病态人物,有这么几组:第一组是迂陋穷酸的腐儒群像,特点是迂愚,主要是批判科举制度愚人心智迷人心性培养庸才废物的罪恶,最具启蒙价值;第二组是自欺欺人的假名士和斗方诗人的群像,特点是假,主要是批判科举制度败坏人才坏人心术培养骗子无赖的罪恶,可以见出功名之下儒林精神道德的沦丧;第三组是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的群像,特点是丑恶。主要是揭露侥幸者和骗取者们在获得功名之后对富贵的无耻无厌的追逐,最能体现科场官场的黑暗腐朽,而市井棍徒们对功名富贵的庸俗态度则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世风人情的败坏和腐蚀。作者对这几组人物的讽刺态度是不同的,对腐儒是带泪的讽刺,对名士是鄙视的讽刺,而对无耻官绅则是愤怒的讽刺了。

一是腐儒。楔子之后,这组人物最先登场。这组人物都是受功名富贵毒害而不自觉的科举迷,他们的愚昧、痴迷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作者讽刺的矛头不是指向他们自身的缺陷,而是指向那种对他们进行精神虐杀的科举制度。

周进、范进执迷科场数十年,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阶梯艰难攀登,但周进六十多岁了还没爬上秀才,范进五十四岁了也还是个老童生,他们那副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样子,完全是被科举等级制度把身体和心灵都压垮了的悲剧形象。周进饱受了贫穷之苦,更连连遭逢年轻秀才、举人乃至乡人的轻慢和侮辱,最后还连糊口的塾师位子也弄掉了。当他偶过贡院进去见到号板时,数十年郁积胸中的悲苦辛酸怎能不使他一头撞去?范进一生最熟悉的是贫穷,最害怕的是丈人的臭骂,而心路历程经历最多的就是失望,虽然他惯性似地还要去挣扎于科场,而其实他早已丧失人的信念,不敢有非份之想了,他那微弱的神经怎能经受起中举的喜讯骤然降临?这二进的一哭一笑,典型地描摹了科举迷的畸变心灵。马二先生身长八尺,形容甚伟,而躯壳里却仍是一个卑微的灵魂。他是一个迂儒的典型。自己并没有走通科举的路,却迂执地坚持“举业至上”的人生哲学,他把生命全部虚掷在八股时文的选批上面。八股时文毒化了他的灵魂,他作为一个知名的八股选家又去毒害成千上万的年轻书生。科举时文不但愚人心智,败坏人的社会识力,而且泯灭人的自然美感,这在马二先生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他游西湖,不知赏风光,不敢看女人,一双破靴在人窝子里乱撞,除了路过书店去关心自己八股选本的发售行情之外,就只对沿途的各种小吃馋涎吞咽了。“西湖之幽秀,风俗之繁华,与马二先生之迂陋穷酸互相映发”(天目山樵评语),展示出一个被科举时文异化了的读书人腐味熏人的灵魂。

时文是理学的运载工具,做了三十年老秀才的王玉辉中理学流毒已深入骨髓,他立志“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劝醒愚民”,终日手不停披,连做馆的功夫都没有。女儿受了他的言传身教,丈夫死了就要身相殉,王玉辉竟表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女儿得了鼓励,果真八日不食而死,妻子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竟说妻子“真正是个呆子”“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并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理学竟可以把人性异化到如此荒唐的程度!

鲁小姐深受科举制度和八股时文的毒害。鲁编修因无儿子,不能望子成龙,只好望女成凤。五六岁就教她四书五经,十二岁开始做八股文,肚里记得三千余篇文章。鲁小姐受了这男性化的教育,信了父亲说的八股文做的好,“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别的“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的鬼话,就在“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鲁编修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奈何是个女子,不能赴考,只得寄望于丈夫。不想新姑爷虽好才貌,却认举业为俗事,“不甚在行”,伤心得鲁小姐新婚燕尔却“愁眉泪眼,长吁短叹”,以为“误我终身”。后来只好把举业梦寄托在儿子身上,四岁起就“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正如齐省堂增订本评语所说,这个形象“脱尽小说中之小姐窠臼”,与一般才子佳人作品中精于琴棋书画深于情爱的女孩子们大异其趣。作者以这一“八股才女”的独特形象,让人触目惊心地看到科举时文、程朱理学以及功名富贵,已经玷辱到纯洁的女儿世界,把女儿心灵异化成俗不可耐的腐儒肝肠。

这些科举迷,人格卑琐,性情迂拙,感觉麻木,举止呆钝,知识贫乏,家境穷酸,谋生无术。当周进被他姊丈金有余(一个有寓意的姓名)引着走进生意人队伍中时,他的废物形象是多么鲜明。对科举程墨有“精细鉴别力”的马二先生,竟然相信骗子洪憨仙是活了三百多年的活神仙,有缩地腾云之法和点铁成金之术,一丝不察地受了他黑煤包银之骗,虔诚恭敬地以他八股选家的声名,去做洪憨仙行骗富室的广告。

二是名士。与商品一样,不少士大夫把自己摇身一变,就贴上名士的假商标,然后拉帮结伙,互相吹捧,招摇过市,以自欺欺人的心态在市井中沽名钓誉,这就是闲序所谓“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笑傲江湖的洁士高人与贪求功名富贵的丑类庸流本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应分属于两种对立的文化意识和对立的价值观念,名士迷这种社会现象实际上是这两种对立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畸形混合。这些假名士想慕洁士高人的潇洒风流,骨子里却又忘不了功名富贵,他们的丑态因而别具审美价值,成为《儒林外史》里颇有意味的人物群像。






已故中堂之子、现任通政之弟娄三公子与娄四公子,离开京师,返归故里,在江湖中访士求贤,他们敢于议论永乐皇帝的是非,似乎颇为通达。其实二娄不过“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在京师闲得无聊,乃摹仿战国时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求贤养士的雅行,企图建立自己在江湖间的高声雅名,以填补精神空虚,获取唐·吉诃德式的虚幻安慰和变态满足。他们不辞辛劳地访来求去,终于凑成了一个“文武齐备”的莺脰湖聚会,“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真乃一时胜会。”二娄被这一帮假名士簇拥着,仿佛真已成就了信陵君、春申君群贤毕至的高名大业,陶醉已极。二娄身边所聚的是些什么货色?那个二娄用七百两银子从牢里保释出来的老阿呆杨执中,原来也有个“乡试过十六七次,并不能挂名榜末”的病根,他替人经营盐店,“不守本分,嫖赌穿吃,侵用成本七百余两”,因而被监。他虽穷得摩玩香炉过年,却仍装名士模样骗人,书房里满壁诗画,大似高人,然而“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对联上方,却高贴着三年前选为沭阳县司训的捷报,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二娄认为值得高挂“潜亭”匾额以示渴慕的权勿用(字潜斋),亦一久考不中之人,转而以“高人”在村子里骗人为生,“我和你至交相爱,分甚么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便是他骗人钱财的歌诀。酒宴上,他自称“居丧不饮酒”,却又尽情享用鱼肉,反胡诌古人所戒五荤,乃是葱、韭、芫荽之类,其虚伪无耻,远胜过范进居丧不用银镶杯箸却又吃大虾元的丑态。张铁臂是个不请自来的侠客,满足了二娄文武齐聚的雅望。然而莺脰湖大会之后,一个月黑杀人之夜,张铁臂从屋檐上滚下娄府,提一革囊,声称是人头,吓得二娄心胆皆碎,逼走了五百两银子,并撒一奇谎,声称可以用药顷刻间化人头为水,让二娄设“人头会”,请“名士”们来欣赏。二娄依言而为,但革囊里已臭了出来,张铁臂却仍未到,壮胆开看,原来是六七斤一个猪头。张铁臂一猪头卖五百两银子,娄公子“人头会”变成“猪头会”。紧接着县差又来捉拿奸拐尼姑的地棍权勿用,一条链子锁去了。二娄“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莺脰湖名士从此如鸟兽散。

西湖边聚集着一帮以赵雪斋为盟主的斗方诗人,他们难得地“不讲八股”,整日寻花问柳,高谈阔论,拣韵联诗,附庸风雅,以诗名互相吹嘘,似乎厌弃了科场功名。实则只是在科举正途上未能成功,转而投机取巧,以假诗名自欺欺人,攀附权贵,讨些残羹剩水以慰藉内心对功名富贵的贪欲。他们艳羡的是像景兰江吹捧赵雪斋的那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哪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府、司、院、道,现任的官员,哪一个不来拜他?人只见他大门口,今日是一把黄伞的轿子来,明日又是七八个红黑帽子吆喝了来,那蓝伞的官不算,就不由的不怕。”然而在比较进士黄知县与布衣赵“诗人”哪条道路更好时,浦墨卿的话到底原形毕露:“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到底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这就是这帮声称“不讲八股”“诗人”们内心深处的共同悲哀。卧评云:“斗方名士,自己不能富贵而慕人之富贵,自己绝无功名而羡人之功名,大则为鸡鸣狗吠之徒,小则受残杯冷炙之苦,人间有个活地狱正此辈当之,而尤欣欣然自命为名士,岂不悲哉!

杜慎卿是莫愁湖边假名士中似乎有点真才情的,他的诗赋曾得过二十七州县合考的首卷,又容貌清俊,举止潇洒,“温恭尔雅,飘然有神仙之概”,他因而颇有些风流独赏、顾影自怜的味道,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要徘徊大半日。然而外貌之俊爽风流并不能掩盖他心灵的空虚无聊和丑陋,他在有些方面实比其他假名士还要俗不可耐。他可以一边迫不及待地要娶妾纳宠,一边大言不惭地宣称他的性情是隔着三间屋也能闻见妇人的臭气;他又有好“男美”的恶癖,且常为不得一个“知己”而对月伤怀,临风洒泪,季苇萧因而哄骗戏弄他去神乐观访一个叫来霞士的美少年,结果访到的却是一个满腮胡须的大鼻子肥胖黑脸老道士;他还想出了一个稀奇主意来满足色欲,把城内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集合起来,由他和季苇萧逐一品评色艺,“好细细看他们袅娜形容”,这就是那个所谓定梨园榜的莫愁湖风流高会,杜慎卿因此而“名震江南”,其实读者看到的却是杜慎卿及追随左右凑趣添乐的假名士们变态心理的丑恶暴露。而且这个风流才子时刻都没有忘记科举,他手里总备着几千两现银不敢动,幻想着一两年内中了好拿去科场和官场“使唤”

《儒林外史》里的假名士群像,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不胜枚举,而且个个生动活现,各具丑态,恰如卧评所言:“譬如吴道子画鬼:画牛头,已极牛头之丑恶矣;及画马面,又有马面之丑恶。吾不知作者之胸中能容得多少怪物耶!”这些人格扭曲的假名士形象从一个侧面揭露了科举制度对读书士子心灵的毒害。

三是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如果说娄三、娄四、杜慎卿等辈大多还只是或者只能在虚名假誉中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话,那些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则多已以营利、谋权势为直接目的,因而更加卑鄙无耻,有时甚至穷凶极恶。

科举是求取功名的苦路,功名则是通向富贵的桥梁,少数幸运者一旦成就功名,就要用无厌的贪求加倍地偿还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和成本,他们出仕则为贪官佞臣,处乡多是土豪劣绅,科举制度实际上成为这些无耻官绅的培养基,成为政治窳败的根源,人民为之饱受灾难。进士王惠补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为了实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发财梦,他“一番振作”,把原任衙门里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立即换成了“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全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高要县的汤知县为了以“清廉”“出个大名”以求升迁,竟小题大作地把以五十斤牛肉向他行贿求他对回民的习性松宽一些的回教老师父罚以大枷示众,并把五十斤牛肉紧箍其脖颈,致其活活被枷死。

严贡生是一个劣绅的典型,他利用自己的小小特权和与官场的关系,无耻地欺诈乡愚。他的逻辑十分荒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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