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话批评样式看东亚文人共同情怀 同处“汉文化圈”时空 汉字和汉文在东亚的传播、汉文化圈的形成是诗话在朝鲜半岛、日本的接受、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汉文学在朝鲜半岛一直占位正统地位。据《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统计，从7世纪到现代，朝鲜半岛出版汉文文集3000余种，可见作者之众，其中较知名诗人1000余人（李钟殷、郑珉《韩国历代诗话类编》，1988）。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与朝鲜半岛相隔，据东京《汉诗文图书目录》（1980）统计，从奈良时期到明治时期，1200余年时间，日本出版汉诗文总集、别集769种，可见汉诗人之众。 诗歌的繁荣必然带来诗歌批评的发展，作为汉诗批评的独特方式——诗话，自然在朝鲜半岛、日本得到接受和发展，形成以汉诗为对象的纯粹的“东方诗话圈”——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东亚诗话圈。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深入，汉诗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宋诗话的传入和影响，朝鲜半岛、日本的诗话创作也相继产生，并按照各自的文学生态得到了个性化发展。在《六一诗话》产生的100多年之后，朝鲜半岛产生了第一部诗话，即李仁老的《破闲集》；200多年后日本产生了第一部诗话，即虎关师炼的《济北 诗话》。而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诗话创作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截至20世纪，成果浩瀚。据蔡镇楚《中国诗话史》（2021）统计，中韩朝日现存诗话约1700种，其中，中国1390余种。东亚国家诗话，内容相通，关联密切，体量宏大，历史久远，是东亚汉诗学的共同财富，值得东亚后人珍视和研究。 怀拥有共同情怀 东方诗话是古代儒家文化的产物，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维方法也对诗话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相互映照构成了东方诗话的时空范围。东亚国家同处一个文化圈且交流密切，因此，东方诗话的论诗宗旨、论诗体例、批评方法和范畴体系都如出一辙。但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东方诗话又各有特色，可谓“和而不同”。 首先，东方诗话坚守儒家风范。东方诗话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论诗宗旨表现出鲜明的儒家倾向。坚持《诗经》“思无邪”传统，吟咏讽喻“归之于正”（《东人诗话》）；坚持“诗言志”，抒发心志，表现性情；秉承“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上忠君报国，下“美刺”时事，感动人心。正因为如此，杜甫被奉为诗圣，被东方诗话所推崇，贯穿了整个古代东方诗学。如高丽崔滋所言“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孔子”（《补贤集》）。日本古贺侗庵在《侗庵非诗话》卷九称“诗至老杜，是谓集大成之孔子”。在诗歌批评上，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东方诗话都用孟子的“知人论世”品评诗人、评论诗歌。朝鲜半岛第一个以诗话命名的诗话集《东人诗话》援 用孟子语感慨道：“‘读其诗，可以知其人’，信哉！”日本广濑淡窗在《淡窗诗话》强调诗品出于人品，称“作诗如其人”。总之，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东方诗话的诗歌理念和批评方法等都表现出鲜明的儒家风范。 其次，东方诗话都在不同阶段崇尚唐宋诗风。自宋诗体成熟后，汉诗便形成了两条明晰的创作理念，于是引发了“唐宋诗之争”，或宗唐或崇宋论争不休，经过元、明、清三代，波及朝鲜半岛、日本。正如赵钟业所言，因为唐诗和宋诗可谓“东方诗学之大范”，因此“非但中国后世诗学倾向如是，诗之批评亦如是；不止中国如是，至于朝鲜半岛、日本之诗、诗话之倾向，亦不外乎唐宋诗之范畴内也”（《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朝鲜半岛诗话从第一部诗话《破闲集》始反思宋诗的用事、脱胎换骨，至朝鲜朝初期一直崇尚苏黄宋诗，朝鲜朝中期以许筠为代表推崇唐诗贬抑宋诗，后期崇唐宗宋兼而有之，而也有兼学唐宋者和提倡作朝鲜诗者。日本诗话中的“唐宋诗之争”亦如此，或尊唐，或崇宋，相互争论。五山文学时代汉诗主要取宋诗风尚，推崇一改白居易而推崇杜甫、苏轼；而平安时代受唐诗影响巨大，唐风兴盛。日本诗话对唐宋诗之争的讨论是多方面的，但多数的观点是“崇唐绌宋”推举唐诗的。 最后，诗话是随笔式的文论，“是以‘轶事类小说’体出现的文评”（钱锺书）。诗话的随笔性质得到古今中外东亚文人的认同， 诗话因不同于其他东方古代文论形式而具有不同旨趣，令人喜。 爱。 一是“漫笔而书正”（张葆全）的写作姿态，不是做长篇大论的严肃正经，而是用随笔小品的轻松任意，于悠游自在中吐露真知灼见。“像坐在软椅里”“深谈”。“写得娓娓动听，读着津津有味，仿佛在读魏晋以来的‘轶事类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355ad65df3383c4bb4cf7ec4afe04a1b171b0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