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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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书报告

历史有趣,所以我爱读。我读史,从来抱持两种态度,一是视史为题,因为每一段历史都是一道题,仔细思考常有新解;二是读懂当代,因为过去的历史不可避免的都是现在的历史。过去一直着迷于两汉的历史,没有过多关注东周那段,最近看赵鼎新教授所著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颇受启发。遂借此良机,翻看赵老师的这本小册子,尽览东周儒法,重温春秋战国峥嵘岁月,回味之余,心中万千感慨,难抑言说。

书中核心概念

儒法国家:指的是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

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是指政府与儒士之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朝廷将儒家学说奉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且其权力受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体制的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儒士群体还经由种种择优录用的手段不断为帝国科层体制输送管理人才。

本书中心论点

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导致列国频繁的局部性非摧毁性战争;这些战争驱动型冲突刺激了该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其他社会力量发展薄弱,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很低(比如与封建时期的欧洲和古希腊相比),由战争而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Confucianism-legalist state)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并限定了日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由战争驱动的效率导向型发展在欧洲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形成,相似的






历史进程在中国却以秦帝国的大一统和国家力量的一元独大而告终)

中国历史的七大主要政治特征

在书的开端,赵先生首先提出了中国历史的七大主要政治特征,简单说来即帝国延续性、科层选拔体制、强国家传统、文官控制、强同化性、超验宗教对政治无重大影响和商人阶级在政治上无重要地位。对这七个特征作出统一的解释是其主要目的之一,与西方国家的历史不同,中国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至整个西汉时期,逐步形成了一个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儒法国家。所谓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意指政府与儒士之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朝廷将儒家学说奉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且朝廷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体制的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儒士群体不但给予帝制政权以鼎力支持,而且还经由种种择优录用的手段源源不断地为帝国科层体制输送管理人才。恰恰是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使得中国历史出现七大政治特征。

春秋-战国史的两个机制

书中阐述了春秋与战国时期的两个重要机制:一是战争驱动型冲突导致效率导向行为的快速发展;二是社会中的权力结构模式(主要是封建国家与军事识形态、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的不同,会给战争驱动型社会变迁带来不同的结果。

中国的历史模式

在战争不是推动中国早期历史向前发展的引擎后,由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藕合而成的儒法政体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弹性和活力。正是这一关系,导致了中国历史其他各项模式的形成(即前文提及的中国七个主要政治特征:






帝国绵久、科层体制、强国传统、文官政府、汉化拓土、宽容宗教、商人位轻)

儒法国家的成形

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建立在军事冲突中形成的严酷的治理技术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缺乏契约性关系,未建立起成为国家与社会精英合作基础的统治性意识形态。汉吸取秦暴政的教训,采纳黄老之术,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封建因素。黄老之术有利于休养生息,但未能给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封建王侯势力削弱了科层制稳固性后,如何选任政府官吏成为当务之急。董仲舒将儒家学说典章化,增加了“天人感应”和“三纲说”为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解释。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采纳。秦至西汉,形成了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并促成了帝制中国的一下特征:大大增强了帝制中国政体的稳定性;军事力量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化位置;帝国儒学不仅为国家提供合法性,还是调节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一套伦理规则;导致经济权力的边缘化。汉武帝统治之下的帝国,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奠基于儒家学说以及国家政权与儒士之间的政治联盟上。这套政治模式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

中国的工业资本主义没有内生性发展起来的原因

工业资本主义只是西方特有的一种现象:它极大地受益于希腊-罗马的政治、文化传统,并在下面两种并行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发展态势:战争驱动型工具理性文化的兴起;国家、自治城市、教会、军事力量在冲突与和作用中形成的均衡格局。

中国没有出现工业资本主义的内生性发展的原因在于,虽然在帝制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但在西汉时期定型的基本政治模式(儒法国家)却从未发生过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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