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读书报告 提起文明的冲突，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他在书中提出的，并在9•11后开始广为流行的“文明冲突论”。但是实际上，从文明史的角度观察历史演进和现实政治并非亨廷顿一人，也并非从亨廷顿开始。从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从布罗戴尔到沃勒斯坦，都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和社会政治的变迁。《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一书，也是从文明史角度研究西欧近代国家体制形成的一本著作。 《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一书的作者为美国学者维克多•李•伯克（Victor Lee Burke），他在其导师美国社会学理论大师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和梅耶•扎尔德（Mater Zald）以及英国社会学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影响下，对现代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提出了新的解释——“文明斗争冲突模式”，本书即是围绕着这个理论展开的。 一，基本内容 本书共分为导论和6个章节。 在导论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一方面提出一种理论，要对欧洲现代国家体制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另一方面，作者要用这种理论对“战争与文明其他方面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究竟如何促进了西欧统治体制的发展进行历史经验式的考察” [1]。紧接着，作者说明了自己理论创新所依据的各种社会理论与学说，以及自己的写作重点。在理论基础方面，作者把“梯利—吉登斯的战争与国家创建有着密切关联的原理和汤因比的关于在理解社会变革时文明是分析的关键单位的观念” [2]作为自己研究分析的基础。至于研究的重点，作者指出“本书将战争事物至于首位” [3]；“本人的研究中心集中于文明的层面上” [4]。总的说来，就是“在本书中，我将主要关注各种文明冲突和战争在创造和改变欧洲国家体制上的方法模式” [5]。 在全书六章中，一共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章《现代欧洲国家体制的理论》是作者在评判各种关于欧洲崛起原因的解释之后，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理论——文明斗争冲突模式。按照作者的说法，文明冲突理论的命题是：“在8到16世纪之间，各种文明之间的竞争十分成功的制约着西欧的国家体制。在这一时期， 这种成功开创了一个中央集权化与地方分权化相互波动的新纪元，并随着这种矛盾的逐渐发展，一种中央集权化的动力逐步在欧洲形成，并由此而创造出现代与西方二元国家体制的文明以及后来的西方扩张。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正是在诸种文明冲突的副属性产物” [1]。 作者根据文明与社会的结构把文明冲突分为四个层面：文明际(intercivilizational)或普世(Universal plane) 即古代罗马、伊斯兰、维金、拜占庭、各种斯蒂匹武士、奥斯曼、美洲土著、蒙古等诸种文明之间的层面，这个层面上包含着全球规模的诸文明的动力；超宏观（supermacro level）即不同民族国家、城邦、部落、氏族之间的层面，这一层面上是诸种文明、社会、各种社会群体和各种社会的网状结构；宏观（macro level）即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层面，马克思和韦伯所揭示的历史变革过程，就发生在这一层面上；微观（the micro level）即人与人之间的层面。各个层面上的冲突与斗争分别向上和向下作用，互相影响，形成改变各种社会结构的动力。通过强调普世层面上的冲突，作者对西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发生的各种文明冲突进行深入的考察分析，说明诸层面的文明冲突是如何相互作用，塑造欧洲的政治结构的。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至五章，都以概论、过程分析、结论的结构形式，对8到17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各种文明冲突及其如何塑造与影响欧洲国家体制进行细致的描述分析。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日耳曼、伊斯兰、罗马三种文明在普世层面上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导致的加洛林帝国的兴起。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考察9-10世纪在维金文明、马扎尔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轮番攻击下，加洛林帝国的崩溃以及西欧封建社会形成的过程。作者认为，封建制的形成是主园主为了抵制各个外来文明的入侵而建立的城堡和分封制的社会结构。第四章，主要从超宏观、宏观层面考察欧洲封建国家内部王权、土地贵族和市民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央集权化过程。第五章中，作者认为十字军东征的惨败带来的挫败感使得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成为可能，而随着这两大运动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则形成了近代欧洲国家体制的基础。 本书的第三部分即第六章是总结性的章节。作者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并把自己的理论与迈克尔•曼、斯宾格勒、索罗金等人的理论和世界体系—依附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技术理论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文明斗争冲突模式理论与这些理论的关联。作者清晰地阐明了战争如何造成西方国家体制形成这一历史问题，并在这一问题上向西欧中心论观点提出了质疑。 该书的基本框架，简而言之，“就是以8世纪至17世纪欧洲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为“经”，以战争，特别是欧洲与其周围诸多域外异质文明的暴力冲突为“纬”，铺就了一个巨大的时空平台，从中对促进西方国家体制形成的诸多历史力量及其作用进行了探究和考察。” 二，本书的主要特点及学术贡献 作为一本以文明史为指导下的著作，伯克的《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有着自己特点，对于现代西方国家体制的研究也有着独特的贡献： 首先，伯克大大扩展了研究西方近代国家体制的空间和时间范围。以往的研究，在时空 的截取上，存在着过于短暂与狭窄的弊端。其时间段多集中在15、16世纪或稍长一点，其空间范围也仅限于西欧一隅之地。从而导致人们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从西欧社会内部寻找原因，勾勒过程，描述现象，判断意义、而本书作者的视野则从7、8世纪开始，终于17世纪左右，前后长达数千年。同时，作者不仅从西方内部的政治、军事诸层面上来考察、推演国家体制产生的过程与致使变革的种种因素和特征，而且更加注重从西方文明与不同时代的诸种域外异质文明的关系、矛盾、冲突（主要是战争）来把握西方国家体制的起源、动因和演变过程。 第二，作者之所以扩大研究的时空范围，是与其独特的文明史观有很大的关系。以往的观念上，学者把中世纪欧洲国家体制与现代国家体制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而伯克则从文明史的角度切入，在西方文明这一整体框剪的统摄下，把8—17世纪的西方国家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来研究。作者认为，中世纪欧洲的国家体制只是欧洲国家体制的早期阶段，而现代西方国家体制则是其成熟阶段，两者不能割裂。 第三，不少人对于伯克在书中流露出的对于“西方中心论”的否定大书特书。伯克在书中提到“本人的研究对下述这样的一种观念做了限制，即欧洲凭借着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种种优越性，自发的、独立的对当时整个世界发生者一种毫无情面的巨大影响。相反，本人研究所强调的是，应对西欧域外的其他文明在欧洲国家体制兴起过程中所发挥出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承认。” [①]“正是那些非欧洲文明的伟大，才导致了欧洲的兴起” [②]。但是，笔者认为，在欧洲取得对全世界的领导权的时候，自信心的膨胀必然导致西方学者对自己文明的过分推崇，西方中心的观点自然也就出现。伴随着欧洲的衰落，西方学者对于“欧洲中心论”的反思是必然的，没有在一种文明相对于其他蒸蒸日上而自己却走向没落的时候，还有人称其为“文明的中心”。至于伯克的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会成为西欧走向没落的道路上，西方学者逐渐接受的观点，不必值得过分的关注。 伯克的“文明斗争冲突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相比于塞缪尔的文明冲突论，伯克则告诉我们文明的冲突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并非只发生在后冷战时期，对于欧洲文明的崛起来说，至少也是从公元8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后法兰克人建立起的加洛林王朝开始的。当然，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伯克的文明冲突对欧洲现代国家体制形成影响的解释，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与以费正清先生为代表的剑桥史学派在解释中国近代化历程时曾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7c39934ab114431b90d6c85ec3a87c240288aa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