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对西方小说的翻译 译介西方近代思想的第一人为严复，而开启翻译西方文学之风者则为林纾。林纾虽长于古文、诗词、绘画、戏曲，但最负盛名的是他的翻译。从最初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起，到逝世的二十五年中，林纾共译外国小说一百八十三种约一千二百多万字。其中涉及英、美、法、俄、挪威、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作品，介绍了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大仲马、小仲马、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等世界著名作家。但其余大部分为二三流作家的作品，其中英国哈葛德、柯南道尔的作品达三十余种。林译代表作为《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拊掌录》。 林纾的翻译可以一九一三年译《离恨天》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精力旺盛，态度认真，译笔生动传神。因此，林译小说精华大部分集中在这一时期。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经林纾用生动的译笔介绍进来之后，一时有外国《红楼梦》之称，风行大江南北。严复一九0四年留别林纾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可见其影响之大。 林纾后期译著，虽有塞万提斯的《魔侠传》（《堂·吉诃德》）、孟德斯鸠的《鱼雁扶微》（《波斯人信札》）等名作，但其他多属浪费精力之作。此时林纾年过六十，译笔大为退色。塞万提斯生气勃勃，浩翰流走的原文与林纾死气沉沉，支离纠绕的译文；孟德斯鸠的“神笔”与林纾的“钝笔”，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说翻译文学是“文学因缘”，那末后期林纾颇象他自己的书名《冰雪因缘》了。（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虽然如此，林纾硬是用文言文，把西方近代社会五光十色的“人间喜剧”，色彩斑烂展示给中国读者，拓展了人们的文学视野。 林译小说无论内容与风格，与严译都有很大不同，但亦不乏相似之处。首先，如同严译常加按语一样，林纾常于译著序跋中舒摅政治热情，于爱国保种再三致意。一九〇五年为配合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他翻译了美国斯托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在该书跋中，他说译此书是“触黄种之将亡，……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他认为，警醒国人、启迪民智是当务之急，而“西方多以小说启发民智”（《译林叙》）因此译介外国小说就是救亡图存的最佳方略，例如他译《爱国二童子传》，是为了宣扬实业救国思想；译《英孝子火山报仇录》，意在宣扬忠孝伦理观念。虽然这种政治思想他并未以一贯之，但这种“日为叫旦之，冀吾同胞警醒”的精神，（《不如归序》）犹有可取之处。 其次，称西方必称我国文明，这与严复一面介绍西学，一面发挥国故如出一辙。林纾虽不谙英文，但他却从口译者那里，象隔窗听来人脚步一样，得出了“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的结论，（《裴州烟水愁城录序》）并反复强调西方小说“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论》）另外林纾用儒家纲常名教来附会西方小说中的风土人情，虽有牵强之嫌，但颇能扩大译作的影响。 林纾与严复同属用古文翻译，但林纾小说有着自己鲜明的艺术特点。 桐城古文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内容空疏，形式拘束，已成强弩之末。林纾虽自附桐城派，但他在翻译时感到，如果守桐城派家法，难免捉襟见肘。因此他便顾不得桐城派语言上的繁多禁律，而一求译文的畅达了。桐城祖师方苞早就批评明末遗老有“杂小说”的毛病，并把“语录中语”、“藻丽俳语”、“隽语”、“佻巧语”列为古文禁律，（见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而林纾竟以古文译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犯禁”。至于“隽语”、“佻巧语”在林纾小说中俯拾皆是，不一一具引。 由于林纾在翻译时冲破了桐城家法的重重禁忌，而代之以轻松而富于弹性的语言，所以译文生动游走，引人入胜。即如《《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写亚猛与马克郊游一段： 车行一点半始至，憩以村店，店据岗而门，下临苍碧小畦，中间以秾花。左望，长桥横贯，直出林表。右望，则苍山如屏，葱翠欲滴。山下长河一道，直驶桥外，水平无波，莹洁作玉色。背望，则斜阳反迫，村舍红瓦鳞鳞闪异光。远望而巴黎城郊在半云半雾中矣。 此段描写颇得原文旨趣，言情写景，曲尽其妙，画面清新，沁人心脾。 林纾与严复的最大不同是，严复精通外文，且对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均有较深研究，译文基本忠实原著。而林纾则不懂外语，仅凭口译者的口述翻译，即所谓“耳受手追，声已笔止。”（林纾《译孝女耐儿传序》）因此难免出现错、漏、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a4439c4d7d8d15abe23482fb4daa58da0111cd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