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精神动力：理性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通过研究宗教和职业的相关性,发现一个显著的现象，在许多国家，企业的经营者、资本所有者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里面，新教徒都占大多数,这一点还反映在学校中，职业技术学校里面的学生也是新教徒占多数。而且自由程度越高，社会越发达,这种现象就表现得越明显。韦伯深入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他看来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新教徒的祖辈为其留下了可观的财富；另一方面，新教徒倾向于尝试新鲜的事物,富有冒险精神，因而新教徒在手工艺人中占了多数,手工艺人又在社会转型后的现代企业转变为企业工厂的工人。韦伯看到宗教是这里很大的一个区别性因素，因而他提出，要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宗教因素所起的作用。 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作比较,韦伯发现，天主教徒相比于现世更重视来世，来世思想的影响使他们对现世漠不关心。而基督新教教徒则认为是上帝安排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唯有通过努力工作获取成就才能得到上帝的救赎。新教徒秉持这样的思想就使他们更加勤勉地工作，勤勉地工作就使新教徒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荣誉和财富.在韦伯看来,新教和资本主义的联系纽带就是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理性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不同于天主教修来世的思想,新教徒认为现世更重要,且财富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要尽可能的赚钱，才能在上帝面前赎罪。要合法地追求财富，但同时要避免放纵,不可听任欲望支配生活.获取利益被看作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而不是获取人生幸福的手段。第二，上帝安排人类劳动，人们应该服从上帝所安排给他的天职。第三,企业家富有冒险与创新精神，他们遵循一定的规约，尽心尽力地忙事业。 二、新教伦理催生科层制 韦伯提出了科层制的理论，科层制建立在组织社会学的基础之上，体现了德国式的社会科学与美国式的工业主义的结合。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是一个逐渐理性化的过程，韦伯研究了这一理性化过程，这体现在他对官僚科层制的研究当中。 在韦伯看来，既然科层制能够顺利的运作，那么就有其合理性,统治不仅依靠暴力还依靠民众自愿的服从。韦伯认为，社会的合法统治有三种纯粹的类型：即法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型统治.法理型统治是根据民众对法律与执行者的信仰获得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采取了法理型统治的形式,其特征的一个方面就是科层制的统治形式。新教伦理的责任意识，指导着理性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政治家.在改革后的新教社会中，一个政治家要时刻保持理性精神，还要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荣誉感,要对职业有热情和责任心，新教伦理可以激发人们从欲望的追求转向对美德的追求，在面对欲望与责任之间依靠新教伦理作出合乎上帝要求的选择。也正因如此,政治家们在处理政务时，才能够不掺入私人情感,做到客观处理事物的理性态度来取得世俗中的成功。 三、新教伦理孕育了自由民主政治的思想 基督新教自有的一套伦理学说,在日后的发展中也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理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民主政治自由的因素。韦伯认为，个人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只由基督新教孕育出来。新教改革削弱了教会在个人与上帝间的中介作用，个人不需经过教会就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个人的地位得到提高,个人成为了自己道德行为的评判者，个人意志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个人主义得到了宗教的庇佑，有了神学的基础，而这种个人主义又为后期的自由主义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包含了自由主义的早期萌芽，早期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包含着个人主义的政治思想。新教徒既拥护自由也拥护宗教，在新教徒看来，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基督教本身就含有自由和民主的成份，在基督徒看来，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恰恰相反，基督徒所认为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是有奉献精神的自由。在基督徒看来,耶稣本身就是奉献而获自由的典范,耶稣本是最自由的，但上帝为了人类的缘故失去了自由奉献了自己，但也因此超越了死亡获得了更大的自由。韦伯看到了基督新教中自由与奉献的这种关系，因此他能够指出新教徒不断通过事业的积累来达到奉献社会的目的，尽管也许他自身并未认识到这一点，这一过程也正是基督徒追寻有限制的自由的过程,这种自由在基督徒看来就是最大的福利源泉.自由与福利的关系，自由与奉献的关系，奉献与事功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新教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的民主精神。西方民主政治是在西方独特的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人们多从政治、地理、历史、经济等客观方面对西方的民主政治进行考察，而很少从宗教等精神层面对其进行考察。基督教所倡导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推动了西方的民主进程,当然这里指的平等是灵魂上的平等。新教徒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都是堕落的有罪的造物,只有当人们皈依了上帝后人们就获得了灵魂上的平等。这种思想就为西方的民主政治又增添了一块厚重的基石。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存在一个吊诡之处,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非如马克思所的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演变为追寻世俗的功利主义的矛盾，即理性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统一最后只剩下了工具合理性。韦伯看到了存在于其中的吊诡之处,然而却找不到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韦伯既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又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看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吊诡乃至西方文明的吊诡,为后世的学者指出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8d28ed675eeaeaad1f34693daef5ef7ba0d12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