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作家叶廷芳：“这些使命，是我自己要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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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作家叶廷芳：“这些使命，是我自己要背的” 作者：王一 来源：《共产党员·下半月》 2017年第5期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德语文学研究，尤以卡夫卡、迪伦马特、布莱希特的研究见长。著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及其他》《美学操练》等十余部作品；编著《论卡夫卡》《卡夫卡全集》 《世界随笔金库》等。 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正式实施，一个又一个家庭开始享受到第二个小生命带来的幸福。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份欢乐与幸福背后，有一个人功不可没。 他，就是叶廷芳。话题，从那份改变亿万家庭的提案开始…… “我不愿提些不痛不痒的提案” 2007年3月，全国两会，这是时年71岁的叶廷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会的最后一年。 按说，叶廷芳可以“功成身退”了，但他却不这么想： “我不愿提些不痛不痒的提案，我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那届全国两会上，他公开提交了“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公开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不同意见，但这个提案在叶廷芳脑海中却已酝酿许久。 早在1992年，他去敦煌旅游时，路途中就和同伴谈到了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不同看法。同行的人一听都笑了： “这您怎么还嫌我们国家人口少呀。”但叶廷芳不理会，陆续做了大量的查证与长期的调研，最终化为提案中的三点独到见解： 其一， “生命的繁殖规律总是从少到多，如果人为地强行减少，就是反自然的。”让叶廷芳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除了没有兄弟姐妹，之后会孤独到没有姑姑舅舅，社会伦理关系被破坏，人的情感系统变得单调， “就像一座房子，空空荡荡的，根本不坚固”。 再者，当时全国人口每年虽然还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过几年就会下滑。 “人口是红利，人口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就大了。因为人不仅仅养活自己，还有创造的力量。如果人口持续减少，情况就很不乐观。而且这种减少，不像水龙头说开就能开，说关就能关”。 此外，叶廷芳还担心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在那份提案中，他写道：发达国家经过100年形成的“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20年。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标准，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将达4亿。 虽然调研细致、论据充分，这份提案在当时还是冲击了人们的认知。如何获得更多人的认同呢？叶廷芳下决心： “游说。” 全国两会繁忙的会议期间，叶廷芳拿着提案，穿梭于一个个会场，去找更多的政协委员和他共同联名。但大多数人并不认同他的观点： “你这是挑战国策啊，我不能签这个字。”叶廷芳很有耐心： “先别下结论，仔细看看我写的是什么．是不是有道理。”就这样，一个委员一个委员做工作，他最终让28位政协委员同意联署了这份提案。 仅靠一次提案就改变一项政策不大可能，叶廷芳心里很清楚。但他没想到的是，有关部门的回复竟如此神速。仅一个月后，国家人口计生委就派一位司长带队，专程接待了叶廷芳，听取他的意见。尽管收到了“放开二孩还没到时候”的答复，但临走时，一位官员拉了拉叶廷芳的衣角，轻声说： “我个人是赞同您的观点的。”还有位官员说： “这是我们收到材料中最有价值的一份。” 叶廷芳卸任之后，恳请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把这个提案接过去，继续呼吁。2013年，我国启动“单独二胎”政策；2016年1月1日，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叶廷芳9年前的提案成为了现实。 “该说的话，必须要说” 当越来越多的人赞叹他当年的“先见之明”时，叶廷芳只是说了一句： “该说的话，必须要说。” 说“该说的话”，这不是叶廷芳的第一次。 在全国政协委员的十年任上，他曾提过许多提案：重视建筑的艺术属性、保护乡村古建筑古村落、查处襄樊残存城墙被毁、紧抓小工程中的豆腐渣工程…… 1998年，国家大剧院开始建设筹备。项目招标时，大剧院的设计风格也被定了基调，总结起来就是三个“一看”： “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与周围的建筑风格相协调。” 对于这三个“一看”，叶廷芳都不同意，觉得这些看法都太保守了。他先后三次在报纸上撰文一一反驳：悉尼歌剧院一看就不是个剧院，却大大提升了澳大利亚的文化形象；中国传统大屋顶的审美规范，早就在两千多年间的建筑中穷尽了，不可能再有起越；天安门周围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建筑群，再与它协调势必臃肿，采用反差的审美原理倒是可取的。 在叶廷芳心中，国家大剧院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也总结了三个“一看”：一看是美的，不愧是一座建筑艺术的杰作；一看是现代的，能与世界建筑新潮流衔接，也与我国的对外开放态势合拍；一看与天安门周围的群体建筑不争不挤，单门独户，相得益彰，相映生辉。 叶廷芳相信自己反复表达的观点会对招标的评审产生影响。恰恰最终中标的方案，是来自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颇具现代艺术气息的“巨蛋”，基本符合了叶廷芳对国家大剧院“反差审美效应”的期许。 同样的，上世纪末，有关部门拟复建圆明园的消息传出，叶廷芳也在第一时间表明观点： “在遗址上重现昔日辉煌，不啻一场文化闹剧，因为它破坏了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文物，而这一文物正是历史的见证，是人类得以延续的生命记忆。”最终，圆明园复建计划终止了。 “说该说的话”看似简单，其实需要莫大的勇气。当社会问题引起不同看法时，许多人选择了不发声、不参与，因为这往往意味着得罪人，意味着吃力不讨好。但叶廷芳并不这样想。他相信，知识分子既然有自己的看法，就应该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未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肯定会财整个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也是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如今，81岁高龄的他对社会的关心仍然停不下来，大医院太拥挤，自行车道被不守规则的汽车“霸占”，马路上的栅栏太多了……都让他不吐不快。叶廷芳经常会自嘲： “这些话没人要我说，是我自己要说的；这些使命没人要我背，是我自己要背的。” “置之死地而后生” 如果了解了叶廷芳的经历，人们就不难理解，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何而来。1936年，叶廷芳生于浙江衢州一户普通的农家，母亲早逝，9岁时遭遇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在一次玩耍中，叶廷芳跌伤了左臂。由于误治，最终只能截肢。 在学校，叶廷芳经常被同学议论甚至取笑。一次，作文课要求写《我的一天》，叶廷芳写了一天中别人怎样议论自己。语文老师批道： “按一般衣貌看，人家的议论是正常的，人家并无恶意……如果你因此而猜忌别人，你将会失去很多朋友。”大受震动的叶廷芳开始反省自己。 “我发现自己的心理已经发生偏斜，如果不注意自觉矫正，就有可能使自己的性格变得阴沉、孤僻甚至怪僻。’ 此后，叶廷芳就一直提防着自己的生理缺陷再给自己造成心理缺陷。他下决心，不要成为“社会废品”，正常人能做到的，他也要做到；正常人做不到的，化也要想办法做到。于是，他每天早起跑步锻炼，熟练地种菜、喂牛，还学会了游泳、滑水…… 1949年，小学毕业时，叶廷芳因为残疾被当时的官办中学拒绝，在家种地、喂牛，过了一年，他再次报考。如愿考上了，学费又成了拦路虎——当时学费以实物计算，为70斤大米，父亲却说根本拿不出这笔“学费”。 最后，叶廷芳在一个下雪天，独自步行45里泥泞雪路，来到县城堂兄家，苦苦哀求，借到了大米，这才凑足了第一期学费。这借来的几十斤大米，最终把他送进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从北大毕业后，叶廷芳先是留校任教，不久便进入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后来成为德语文学权威，译介的卡夫卡、迪伦马特的作品影响了无数读者。 “我的人生可以总结为‘置之死地而后生’。若无法置身洪流外，要在激流中生存并前行。有一分光发一分光，有一分热发一分热。”叶廷芳说。 （据《解放日报》）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29d3c14876a561252d380eb6294dd88d1d23de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