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元伦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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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元伦理之一

——天职观念与新教工作伦理



作者: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绪新博士/教授



马克斯·韦伯通过与前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思想或价值精神的甄别来把握什么是资本主义,并精准地阐述了典型资本主义内蕴的新教伦理气质,进而使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了某种关键性联系,即新教伦理内在地生成发育了资本主义精神。尘世劳动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所应尽的义务、尽可能合理合法地赚钱、宗教禁欲主义等共同构成了新教伦理的特征性要素。

新教元伦理之一:天职观念与新教工作伦理

新教工作伦理有三个核心理念,即工作或劳动本身就是目的;工作时人们必须恪尽职守;工作必须被看成一种因为必须做而必须做的义务。韦伯认为,在现代工作场劳动的人必须有这样一种精神态度,即不去时刻盘算如何以最舒适、最少劳动的方式取得惯常得到的工资,恰恰相反,作为上帝的选民,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劳动本身当作惟一的目的、当作天职去完成。新教“天职”观念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把完成尘世生活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作为上帝的“选民”,每一个人都应该 “克尽职守、努力工作”,不僭越上帝为他所规定的界线,这也是一种义务。

在马克斯·韦伯笔下,新教隶属于入世的禁欲主义,这种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主旨是把尘世的劳动者看作是人的“天职”calling,努力而勤勉的工作被视为是赎罪和获救的手段,被视为是一种荣耀上帝的行为。

职业(Beruf)是路德铸造的一个词,暗含着某种由上帝安排的任务的思想,即“天职”观念,并由此引出所有新教的核心教义: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或者说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的道德,而是要一个人在完成个人在现世世界或生活里所处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从历史角度看,传统的天主教教义更加注重的是天国与灵魂的净化,厌恶和逃避世俗生活,并且认为热心于尘世的人就是灵魂的堕落。然而,宗教改革后的几乎所有的新教则更多地赋予世俗生活以信仰的价值,即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过去,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服从上帝的圣戒,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天职”观念使得世俗生活被神圣化,赋予或肯定世俗的职业劳动以宗教意义,并使宗教教义内化为人的普遍的社会心态之后,驱走了新基督徒们内心的紧张和焦虑。这种由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中产生的心理约束力指导和规约着教徒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它不仅约束了个人的行动,还使人们从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中产生了合理的理性的

1 闵丽:《论基督新教伦理的思想实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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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就路德本人来说,他所称谓的“职业思想”或曰“天职观念”与上面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并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在韦伯看来,正是路德的这种“职业思想”或“天职观念”在客观上为证明世俗活动具有道德意义起了关键作用,并进一步导致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和发展。也就是说,主观上按照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却符合了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出,韦伯非常重视路德职业思想在整个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关系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否认其他教派在这中间的作用。在韦伯看来,在所有的新教教派中,加尔文派比其他新教教派更成功地把适合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观同职业观结合在一起。加尔文教使全部的世俗生活彻底地合理化,也就是说,加尔文教使尘世活动(主要是路德所说的职业劳动)具有了某种宗教上的合理性和崇高意义,即世俗的日常工作被视为是荣耀上帝的行为。这种在宗教意义上赋予世俗生活的合理化,使得加尔文教具有独特的禁欲主义倾向。这种禁欲主义一方面表现为积极参与世事,勤勉地从事职业劳动;另一方面表现为最大限度地节俭,抵制一切享乐性消费,认为积累财富的勤俭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骄奢纵欲是有罪的。韦伯接着指出了,加尔文的这种禁欲主义是很独特的,它与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有明显的不同,即这种禁欲主义使原先超越尘世的宗教世俗化了,“上帝”从高高在上的、仅供基督徒们顶礼膜拜的“神龛”中被请下来,步入寻常人家,步入现世生活。加尔文教一方面使全部的世俗生活升华为高度的宗教意识,另一方面,这种宗教意识又带有强烈的入世倾向。至此,马克斯·韦伯完整地回答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间的内在关系。

通读《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我们不难发现,新教教派(包括路德教、加尔文教、虔信教、循道派以及浸礼运动等)的共同特征是信奉天职观和入世的禁欲主义伦理观。新教徒通过天职观和禁欲主义伦理把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尊崇为一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从而使日常生活中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即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有了某种“亲和力”。于是新教徒把通过工作追求财富当作自己的天职,把职业视为荣耀上帝的重要体现,视为是成为上帝的“选民”,并能与上帝面对面“对话”,进而获得上帝的“救赎”的唯一途径。正是这种天职观念使工人和企业家在复杂的经济行为中获得了共同的伦理基础和精神动力,成为塑造资本主义精神的关键因素。

新教伦理的“职业概念”中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虽然这种肯定评价的某些暗示早在中世纪、甚至在古希腊晚期就已存在,但至少有一点无疑是新的,即个人的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当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从韦伯那里,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了解到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还明白了抽象意义上的文化对生活的巨大影响。文化对生活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文化甚至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告诉我们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影响,也告诉我们文化可以在悄无声息中通过

2 张申娜:《从路德宗、加尔文教的新教伦理到“入世禁欲主义”的历史、逻辑考察》 《学术论坛》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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