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乡土中国》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漫长年代的封建的小农经济，经历了屈辱的近代史的蹂躏，费孝通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自己对乡土中国的认知。 2015年的今天，据当时已有60多年的时间。这期间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改革开放。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文化上，中国都发生着迅速而巨大的转变。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关于社会转变的结论都来自于一个出发点：社会变化迅速。 近些年中国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社会公德的讨论，只要是在公共空间就会出现公德问题，为什么要讨论公德问题？公德这个概念是20世纪初由梁启超第一次提出的“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费老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现代的契约社会存在一些矛盾，而矛盾的出现是因为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在这些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传统儒家思想讲究人伦，在费孝通看来是一种没有团体意识的自我主义。在这种思维模式中，不需要公德的存在，社会就能运行自如，因为社会秩序是由千丝万缕的私人关系和私人道德来维系的。而在现今这个陌生人的社会里，当中国社会的团体格局从无到有的出现了的时候，私德已经不足以维系所有的关系了。如何建立公德就成了我们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再比如说：因为乡土社会是追求稳定，而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稳定社会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而男女生理的差异，导致彼此之间永远达不到完全的了解，并且在了解过程中产生的激情对社会的稳定是一种威胁。所以乡土社会做出了“男女有别”的安排，让“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这种安排压制了个性，也筑下了男女之间的鸿沟。所以在传统乡土中国中夫妻之间是否有爱情，有多少爱情是值得怀疑的。然而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爱情，谈论爱情。当爱情作为一件正当甚至必须的事情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已经不愿意为了社会的稳定而放弃对异性的了解，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呢？这是一种社会的转变，而我想要知道的是：这是表面的舆论的转变，还是人们在实际选择中真正做出了改变呢？我所知道的世界里，有许多人渴望着爱情，但却一直等不到对的人出现。是不是说男女之防依然存在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阻碍着我们对于异性的了解和追求呢？我认识的很多人会认为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恋爱可以随便和谁谈，婚还是要和家人认可地位相当的人结，那是不是说夫妻之间是否了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可以很好地“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这种功利主义的婚恋观是否事由于人们的思想中依然存在着乡土中国的思想遗存呢？ 再比如说：因为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的国家社会秩序的维护经历着从礼治到法治的转变。传统的礼治运行模式是这样的：前提是传统的经验具有有效性可以供后人模仿遵从，并使后人产生了敬畏之感并主动服从，如果不服从不仅会有社会舆论的压力，还有会受到自己内心的谴责。这种治理模式有着强大的优势，在这种模式下人们可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状态，而对违背传统的人，没有一个可以逃脱社会和内心的谴责。相比之下逃脱法网的人可能会得意，其他人看到这种现象也会被带坏。 而当这个社会处于快速变迁的时期，这个前提不复存在，法治自然也就运行不下去了，我们求助于法治，却依然舍弃不下礼治模式的优越性。我们就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在舆论中宣扬着法治的种种优越，渐渐抛弃了传统的礼治。而在广大的民间，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礼治的思维多大程度的存在于人们的脑中我不得而知，然而我知道的是法治观念依然没有深入人心。在广大的民间，人们依然多选择私了这一解决方式。一位在国外工作数十年的教授告诉我：西方人只做法律允许的，中国人只不做法律禁止的，期间的灰色地带中国人都会碰。说法可能有些极端，但它反映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并没有认可法律。 用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文化堕距的现象，当制度层面上已经改变或者说已经发生了进步，而思想上还没有变。 其实这两种模式都各有优越性，分别适用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社会，然而中国处于这两种模式的过渡期，两者都在发生作用，却又两者都不能完全发挥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用法律批判礼治，有的人用礼治拒绝法律。我们当然是要转型的，但要不要借鉴礼治，要在多大程度上借鉴，怎么借鉴，怎样更快地度过这个过渡期，减少在过渡期的不和谐和矛盾，使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像《乡土中国》中提到的奸夫被丈夫打伤寻求法律保护，费老说“在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有一番改革”。那么为什么要改变两性关系领域的观念呢？现在又改变了多少呢？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改变了观念，一部分人固守原来的观念，又该怎么办？ 从血缘到地缘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安土重迁的观念也在发生着转变。它有多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我也不知道，但事实上，我和妈妈讨论过以后要去哪里生活的问题。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去看一看，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生活的地方。而妈妈却告诉我很多现实的问题，一个人背井离乡绝对是无依无靠的，而作为女性结婚之后大多是去男方的城市生活，如果两个人一起在不是双方家乡的城市生活，更是缺乏家庭的照应，并且，无法为父母尽孝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会有更加多的想法，更想远离家乡到更广阔的世界去看看，但实际上操作起来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当然，也存在着成功的案例，不过背后一定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和牺牲。 最后，费老的总结是社会的变迁是从一个欲望的时代便成立理性的时代，这是人类发展的趋势。的确，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理性的世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的认识都更加的深刻和全面。然而当代中国仍然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乡土中国》里提到的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新的时期这些矛盾展现出了更加多样化更加深入的形态。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虽然也会纠结，也会茫然无措，但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我们能见证这两个世界的交替和斗争，也能感受到这个社会在经历的挣扎。而我们能做的，是沿着费孝先生的步伐，不断地追问，不断地探索。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a60b00602d276a200292ed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