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成公二年]公羊传：《文公二年》原文译文

【#能力训练# 导语】《公羊传》又名《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下面是®文档大全网分享的公羊传：《文公二年》原文译文。欢迎阅读参考！

　　【原文】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衢。秦师败绩。

　　丁丑，作禧公主。作僖公主者何？为僖公作主也。主者，易用？虞主用桑，练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书？讥。何讥尔？不时也。其不时奈何？欲久丧而后不能也。

　　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此晋阳处父也，何以不氏？讳与大夫盟也。

　　夏，六月，公孙敖会宋公、陈侯、郑伯、晋士毅，盟于垂敛。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何以书？记异也。大旱以灾书，此亦旱也，曷为以异书？大旱之日短而云灾，故以灾书。此不雨之日长而无灾，故以异书也。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大事者何？大拾也。大拾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大庙。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跻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讥。何讥尔？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称而后祖也。

　　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

　　公子遂如齐纳币。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吉蹄于庄公。讥。然则曷为不于祭焉讥？三年之恩疾矣帕，非虚加之也。以人心为皆有之。以人心为皆有之，则曷为独于娶焉讥？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为吉者，主于己。以为有人心焉者，则宜于此焉变矣咏。

　　【译文】

　　鲁文公二年，春季，周历二月，甲子这天，晋侯率兵与秦国军队在彭衢这个地方交战，秦国军队溃败。

　　丁丑这天，“作禧公主”。“作禧公主”是什么意思？就是为鲁禧公制作供奉用的牌位。用什么制作牌位？虞祭时所立的牌位用桑木做，练祭时所立的牌位用栗木做。用栗木做的是藏在宗庙里常常供奉的牌位。制作鲁僖公的牌位为什么要记载呢？为了谴责。谴责什么？制作不及时。怎么制作不及时呢？鲁文公想服丧长久些，但后来又没有做到。

　　三月，乙已这天，鲁文公与晋国的处父结盟。这人就是晋国大夫阳处父。为什么不写他的姓氏呢？因为避讳鲁文公与大夫结盟。

　　夏季，六月，公孙敖会见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毅，并与他们在垂敛这个地方结盟。

　　鲁国从去年十二月直至今年秋季七月都没有下雨。为什么记载这件事？记载怪异现象。大旱应该按照灾害来记载，这次也是大旱，为什么按照怪异现象来记载呢？大旱的时间短，所以说是灾害，因此就按照灾害来记载。这次不下雨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没有造成灾害，所以就作为怪异现象来记载。

　　八月，丁卯这天，在太庙中有“大事”,“跻”鲁僖公。“大事”是什么？就是“大拾”。“大拾”是什么意思？就是集中远近祖先的牌位在太庙中合祭。怎样举行合祭呢？庙已经毁掉的先辈的牌位，就陈列在太庙里；没有毁掉庙的先辈的牌位，都升进太庙中，与太祖的牌位共同享受祭祀。五年以后再举行一次这样盛大的祭祀。“跻”是什么意思？就是升鲁僖公的牌位在鲁闵公之上去祭祀。为什么记载升高鲁僖公的牌位呢？为了谴责。谴责什么？谴责鲁文公不按顺序祭祀。鲁文公怎么不按顺序祭祀呢？他是先祭祀父亲然后才祭祀祖先。

　　冬季，晋国军队、陈国军队和郑国军队联合攻打秦国。公子遂到齐国去送订婚的聘礼。送订婚的聘礼是不记载的，这里为什么记载呢？为了谴责。谴责什么？鲁文公在服丧期间娶妻。迎娶夫人时已经是三年之外的事了，怎么还说谴责鲁文公在服丧期间娶妻呢？因为服丧的三年之内是不能考虑婚姻大事的。鲁闵公在服丧期间大祭庄公是受到谴责的，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不谴责鲁文公在服丧期间举行合祭呢？孝子服丧三年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是很痛苦的，这种感情并不是虚假地加上去的，从人的内心来看，人人都会有这种感情。既然从人的内心来看，人人都会有这种感情，那么为什么单单在娶妻这件事上谴责呢？因为娶妻，是大吉大利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吉利事。这件大吉大利事的主人就是孝子自己。如果孝子真有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深情，那么就会在听到人们替自己策划婚事时痛哭流涕的。

　　扩展阅读：《公羊传》作者之谜

　　传说《公羊传》是战国时代公羊高编撰的，先是师徒口耳相传，直到西汉景帝时才写定成书。和《左传》《谷梁传》一样，《公羊传》开始是与《春秋》分开流传的，大概在西汉后期哀帝时，学者刘歆“引传文以解经”，才把孔子编定的鲁国史书《春秋》尊为“经”，把《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称为解释经书的“传”，后人以传附经，合为一编，从此便把这三本书合称为“春秋三传”。

　　《汉书·艺文志》的“春秋”类有：“《公羊传》十一卷”。班固注：“公羊子，齐人。”唐代颜师古注：“名高”。“公羊”的含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复姓，有人怀疑“公羊”、“谷梁”都是，“卜商”（即子夏）的转音，近人蔡元培、顾颉刚等认为“公”和“谷”双声，“羊”和“梁”叠韵，因而“公羊”即是“谷梁”，这两部书的作者可能是同一个人，这种分析不一定可信。

　　清代洪颐煊《经义丛钞》认为，“明”字的古音读“芒”，“芒”和“羊”同韵，所以“《春秋》家公羊高，亦即《孟子》所谓公明高也”。此说也缺乏说服力。关于公羊子，正没有发现其他记载。

　　《公羊传》未成书之前，口耳相传，它的传承过程，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引戴宏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说《公羊传》传自孔子的弟子子夏。第二，《公羊传》的成书从子夏（生于鲁定公二年，即公元前507年）到汉景帝初（公元前156年），经过了340年左右。第三，汉景帝时，《公羊传》才写定成书。

　　关于第一点，杨伯峻《经书浅谈》指出：“《公羊传》中‘大一统’这个观念，要在秦汉以后才能有，这就足以证明《公羊传》不出于子夏。”他又说：“总之，无论公羊高或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学生，托名子夏，不过借以自重罢了。”关于第二点，戴宏所说的传承线索明显有误，340年间公羊氏仅传五代，每代要相距65年以上，这是不可能的。关于第三点，说《公羊传》作于汉景帝时，大致可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认为：“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谷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着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公羊传》既然是公羊子自己写的，就不应引自己的说法。由此可以证明，《公羊传》的作者不是公羊高，自然更不是子夏所传的。看来，《公羊传》可能是集体创作，最后由公羊寿和他的弟子胡毋子都写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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